古今中外，在国际间斗争激烈的同时，总会有一些主张投降的人跳出来影响国家政策的走向，最终把国家引向不归路。以中国古代的政治外交军事博弈为例，投降派的主张表现多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资料图片)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投降派式人物，要从春秋战国时算起。例如，断送了赵国的郭开、和张仪一个鼻孔出气的楚国令尹子兰，带头投降的齐相后胜。

六国之所以放弃苏秦的合纵而失败，这里少不了六国内部投降派的功劳。这些投降派配合“联横”论的发明人张仪说服六国事秦。其说服六国的套路是：强调秦国强大，是不可战胜的。但事实证明，六国也多次战胜过秦国，六国联军甚至打进过函谷关。所以秦远非投降派所忽悠的那样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六国能够发挥团队精神坚决抵抗的话，秦国国力虽然超强也是吃不消的。

和当今的美国一样，言而无信和蛮横无理是暴秦的一贯作风，然而面对秦国所做出虚假的许诺和引诱，六国君王始终心存幻想一再上当。甚至在楚国大夫靳尚的配合下，张仪骗得楚怀王输得一干二净后，他竟然还能再次到楚国，替秦国重新收割了一回。这说明六国内部已经被秦国渗透得非常严重。

这些拿了秦国好处的投降派强调其他国家已经准备投秦，再不投降就晚了，与此同时还拼命地劝说君王事秦的好处。从中可见，秦统一六国，这些六国内部的投降派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投降派的逻辑是自身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公元208年，赤壁之战爆发前夕，江东的豪门大族不愿意为孙家政权拼命，他们纷纷劝说孙权投降，带头的就是江东重臣张昭。

面对曹兵大军压境，张昭建议孙权投降，他说：

“曹操是虎豹豺狼之辈，挟天子征伐四方，动不动就以朝廷名义来发布命令，如今与他相拒，我们不占大义。过去我们可以凭借阻挡曹操的是长江天险，现在曹操占据了荆州，刘表的水军和战船全部为其所有。曹操全部调动沿江而下，还有步兵，水陆齐进，长江天险已与我们共有，而且我们的力量与曹操无法相提并论，我认为不如投降曹操。”

事实证明，如果孙权真的听了张昭的话，将死无葬身之地！荆州后主刘琮就是在抱有投降曹操的思想的人占主流，蔡瑁、张允、傅巽、蒯越、王粲等投降派的极力怂恿下，被迫投降曹操，结果在青州上任途中，被曹操派兵暗杀，此乃前车之鉴。

有人为张昭辩解说：

“张昭对于曹军并不熟，他只看到了曹军兵力很多，一鼓而下荆州，己方力量却不够强，所以这种情况下，投降也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当初贾诩建议张绣投降曹操，就比较合理，因为张绣确实打不过曹操。”

可实际上历史也证明了，当时的曹军是可以击败的，这也就使得张昭成了一个笑柄。然而为投降派辩护的人又开始解释道：

“从张昭的个人品德才学而言，其主降出发点并非是降于曹魏强权，而是降于江东百姓。张昭此人既有才学更有士者为天下的高德，他的一生忠于东吴，忠于江东百姓，他深知战乱是百姓的灾难，面对魏吴悬殊的兵力，为避免江东毁于战火，江东百姓生灵涂炭，张昭才做出降曹的决定，虽然历史证明这个决定未被采纳才有了后来三国并立，但不可否认张昭心怀百姓的大义。”

问题是这样吗？

明显可见这种解释是牵强的。当时在东吴的阵营中有投降派和主战派两派主张，投降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张昭、顾雍、虞翻。张昭作为领军人物受到江东豪门大族的尊重，孙权曾经对张昭说：“江东的士人，在殿内拜我，出了门就拜你。”

正因为孙权没有听信投降派张昭的话，东吴政权才得以保全。看透张昭嘴脸的孙权对张昭并不待见，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在张昭举杯祝贺时，孙权想起周瑜、鲁肃力主抗曹之功，禁不住对张昭讽刺道：“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此言令张昭尴尬惭愧，伏地流汗。

由此可见，投降派只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吴国门阀世族想做投降派，因而被诸葛亮斥之为“此等小人之儒也”。然东吴到了孙皓时代，东吴政治最终还是被一班士族所主导，在西晋进攻江南时，他们闻风而降，轻而易举地成就了晋将杜预平定江南的大功。从中可见，私利是造就投降派的主要原因。

同样，蜀国的灭亡和东吴有着相同的原因。蜀国大臣谯周是土生土长的益州人，他所代表的是益州士族阶级的利益。

诸葛亮治理蜀国时，主张“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其实就是外来人和当地坐地户政治上一视同仁。益州本地士族集团对此不满。因为士族得不到特殊优待，不能用权势高人一等，这和曹魏所实行的政策是大相径庭的。

曹魏所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才合乎士族的利益，这个世袭制度可以让士族世世代代永远地做官。所以益州本地士族集团心向于曹魏，因此作为蜀国的上层公务员的谯周并不忠于外来的刘氏政权，反而作为士族的代表极力劝蜀后主向曹魏投降。

为了确保士族的利益，当年刘备进入益州，带头劝刘璋投降的就是谯周，日后蜀汉被曹魏攻击，带头劝刘禅投降的也是谯周。

翻开史书，可见历史上最身受投降派其害的当属宋清两朝。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发生在北宋真宗时期，这个盟约签订的背景是北宋在打胜仗的前提下，和辽国签订的赔款条约，这和晚清时期中法战争在中国打胜的情况之下“乘胜即收”后，和法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使法国不胜而胜有着类似的情节。

当时的主战派寇准对战争很有信心，寇准主张皇帝宋真宗御驾亲征，在真宗犹豫时，寇准拿出激将的办法来鼓励年轻的皇帝。

寇准携皇帝到前线后，宋朝将士群情激奋，在战场上摆出和辽军拼命的架势，结果宋军在激烈的战斗中射死了辽军主帅萧达兰。而此时宋朝的边防部队正朝着辽军的背后驰来，辽国的萧皇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刻顺坡下驴主动要求和平谈判。

谈判之前，寇准坚决主张包围辽军，迫使辽国把侵占宋朝的幽云十六州吐出来，但是宋真宗在投降派王钦若和陈尧叟鼓噪下采取退让的策略，以每年向辽国进贡30万岁币的代价达成了苟且协议。

而投降派对此的解释是：

“仔细看看澶渊之盟的过程，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宋朝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有理由的。首先是这每年给辽国的30万，比起每年抗击辽国入侵的军费来，实在是个小数目；其次是宋朝一直忌惮官员立战功，毕竟还都吃着唐朝安史之乱的教训，历代皇帝坚定地认为国家的最大隐患是内忧，所以宋真宗也是很在意内忧的，找借口罢免有功的寇准，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对此很无语，只能说这种解释和甘心当三孙子差不多，难道“一拳打得开，百拳莫进来”的道理投降派们不懂？

宋代和清代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是遥遥领先的，为什么还屡屡被外族欺负呢？这和统治阶级所主导的价值取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投降派在偏安一隅的南宋可谓是祸国殃民。

我写过一篇《南宋有打败金国的条件，可惜被葬送掉了》的文章，其中详细论述了南宋能够打败金国的条件。论点是，在岳飞第二次北伐时的绍兴十年，南宋完全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面对稍纵即逝的有利战机，假如当朝皇帝能有汉武帝的胆魄，假如南宋投降派不占支配地位，历史就有可能改写。

在天时方面，当时金国的国力面临阶段性衰退。洪皓曾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指出，金国正被蒙古所困扰，“彼方困于蒙古”(《三朝北盟会编》卷221《洪皓行状》）；洪皓在给宋高宗的密信中还陈述：“金已厌兵，势不能久，异时以妇女随军，今不敢也”。(《宋史》卷373《洪皓传》）

金朝万户都统韩常都发出感叹：“今昔事异，昔我金强彼宋弱，今我弱敌强。所幸者，南人未知北间事耳。”

金史记载，在天眷三年前后，“金之国势亦曰殆哉”。（《金史 宗弼传》卷77）

从中可见，战争的天平已经向南宋倾斜，从南宋绍兴四年开始，南宋的军事力量就得到了大幅度加强。

南宋建立后，经过战争的磨砺，在抗金斗争中成长的南宋军队的战斗力已经具备了和北方游牧民族骑兵一较下的能力。

随着以岳飞、韩世忠为代表的抗金战争所成长起来的新兴军事力量的崛起，宋金战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观，军队的战争潜力彼消此长。在经济方面，通过南宋初年的中兴名相李纲、吕颐浩、朱胜非、赵鼎等人的励精图治，南宋方面的形势日渐好转，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南宋的国力明显增强，财政收入逐年增加，为宋金对峙以及南宋政权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绍兴十年宋金战争，南宋连战连捷。面对大好形势，已经戒酒的岳飞大喜，对其下属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 然而恰逢此时，南宋以秦桧为代表的投降派和金国签订绍兴协议，断送了大好形势。

绍兴和议的签订让金人松了一口气，否则金军都惨到哭都找不到调的地步了，金兀术怎么还能硬撑着喊话呢？

待到南宋把议和答书送来时，强撑了好久的金兀术，也终于大松一口气，当场一句泪奔实话：“若能决，无一人一骑得回也”——南宋如果敢接着打，咱们就全军覆没了。”

甚至得意洋洋的金兀术，还自己夸了自己一句：“吾私心用智，但一檄书下，遂取捷”——你看，明明咱们金军都要山穷水尽了，我故意耍心眼装强硬，南宋就上当了。在此胜负易手的关键时刻，秦桧帮了金人大忙。

《宋史》记载“方指日渡河，而桧欲画淮以北弃之，风台臣请班师。”秦桧唆使他的亲信殿中侍御史罗汝楫上奏说：“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飞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会编》卷207《岳侯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绍兴十年七月壬戌注）

《宋史》记载：“（秦桧）言飞孤军不可久留，乞令班师。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飞愤惋泣下，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废于一旦。”

《金史》记载，金兀术临终时，在“临终遗行府四帅书”中说：“让我非常担心的是，南宋近年来军队的战斗力非常强势和锐利，已经有信心和我们决战，听说韩、张、岳、杨之间因为不和气而不能协同作战，这真是我大金朝的幸运。我因病危在旦夕，虽然还有争战的心情，可是现在命快要没了，因此把遗言告诉尔等：“我死后，南宋要是撕毁和议盟约，招集贤能之士集中兵力，大举进攻北国，乘势撼动中原人的爱国热情，收复故土则易如反掌，不难做到。”

从中不难看出，金兀术在一败再败的情况下认清了对手的实力，认识到“昔我强彼弱，今我弱彼强” 。假如高宗在关键时刻稳住心神，不受投降派秦桧的蛊惑，给予岳飞北伐以坚定的支持，南宋收复中原河北的可能性极大，有了中原河北这个大粮仓，假以时日，砺兵秣马，以中原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为后盾，打出关外灭亡金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是投降派秦桧之流救了金国。

在《绍兴和议》签字前，金兀术嚣张南下的淮西战役上，虽说金兀术气焰十足，不停朝着南宋喊话，扬言不议和就接着打。但金军当时的实际处境呢？金朝人李大谅的《征蒙记》里就写的清楚，金兀术亲口承认，当时金军虽然小胜了杨沂中，但其实精锐尽失，补给更是断绝，已经到了“辎重俱尽”的地步，甚至“若宋军渡江，不击自溃”，简直是崩溃临界点。

就连多年后，南宋史学家李心传，也发出一声哀叹：“可见金人势穷力竭之实。”言下之意是，这《绍兴和议》，真是让金人捡了大便宜啊。

而今人为了给秦桧翻案，出了一本臭名昭著的奇书，内容以欺世为手段，为奸贼秦桧做吹捧，此书名曰《秦桧大传》。该书作者在书中大肆夸赞秦桧，认为其是造福苍生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外交家、文学家、书法家、救时真宰”，还称颂其“为造福苍生、结束战乱做出卓越贡献”。似乎被人唾弃千年的秦桧，成为了南宋最完美的人，所以才为其“万古奇冤”打抱不平。

《秦桧大传》的作者邓光华鼓吹秦桧为宋续命一百五十年。然而此歪理邪说在史料面前不值一文。

《皇宋中兴四将传》卷2《岳飞传》结尾，南宋史官章颖写道：

“是时如讹里朵，如挞懒，如粘罕，相继皆死，独兀术在耳。而诸将皆不啻足以当之，此一大机会也，而桧败之。”

事实上，秦桧这个投降派的动机并不是为南宋着想，因为他的真正身份是金国的奸细。

《金国南迁录》记载：

……孙大鼎又疏曰：“古今殊时，事势亦异，……天会八年冬，诸大臣会于黑龙江之柳林，陈王悟室忧宋氏之再兴，其臣如张浚、赵鼎则志在复仇，韩世忠、吴玠则习知兵事。既不可以威服，复构怨之已深，势难先屈，欲诱以从，阴纵秦桧以归，一如忠献王之所料。及诛废其喜事贪功之将相，始定南疆北界之区画，然后方成和议……”。

金人决定放秦桧南归， 金国女真统治者们就把决策告知秦桧，“阴以桧约”，要他回南宋后，“俾结和议为内助”（《三朝北盟会编》卷220）。

即是要秦桧南归充当内奸，从内部破坏南宋的抗金事业。结果不出粘罕所料，秦桧回到临安就力主和议，窃踞相位，专权擅国，残杀抗金将领。

由此可见，投降派中不乏敌方的奸细。

除此之外，政治腐朽也是造成投降派占据庙堂的主要原因。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屈辱史的开始，英国以较少的兵力与代价就轻轻松松地战胜了清政府。究其原因，客观原因是中国当时的军事武器没有西方的先进，而主观原因是中国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所造成的。

问题是，清政府派遣的人都是手握实权的投降派去参战，如何能赢？

实际上当时中国的军事实力相对于千里迢迢跑来中国客场作战的英军而言，其实可以依靠本土作战来缩短双方的差距，就算最后输了，中国也会体面地输掉这场鸦片战争，让中国在谈判桌上多点筹码！但是最后，清政府不光战争输了，谈判也输了，也让西方失去了最后一点对中国的敬畏。

战争爆发后，在投降派穆璋阿和琦善之流的蛊惑之下，清政府对战与和摇摆不定，因此没有统一的作战方针和切合实际的战略方法。如果战争开始清政府就有抗击到底的坚强决心，最起码不会败得如此之惨。

当时英军在中国还投入不了太多的军事力量，其主要兵力都驻扎在了印度，如果长时间拖下去，战争局面肯定会越来越有利于中国。再者清军可以诱敌深入吸引英军深入内地作战，英军想跟中国进行长期大规模的地面战役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它支持不了这么长时间的抵抗战争，不仅兵力不足，长时间作战补给会跟不上。

英军的目的只是为了开放通商口岸而来，仅仅是因为鸦片而陷入长期战争得不偿失，其国内依赖茶叶瓷器贸易的商会必然会因此不满。毕竟英国是以贸易立国，因此在军事进攻求而不得的情况下，英国势必会重新主动找中国和谈，这样谈判主动权就会在中国这一边。回顾这段历史，中国输就输在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上面，投降派在其中扮演了令人不耻的角色。

投降派不惜量中华之力，结洋人之欢。这种软骨头在中国近现代史中表现得犹为突出，特别是抗日战争中，许多投降派最终投敌做了汉奸。

自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的投降派便认为，中国很弱小，各方面都不及日本，战场上是打不过日本的，应该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欧美诸国的帮助，通过和谈的方式，解决中日之间的矛盾。

这伙人组成了低调俱乐部，其中周佛海、梅思平、罗君强等人最终选择追随汪精卫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

1936年，日本首相广田在内阁会议正式宣布广田三原则。即：

第一，要求中国对日亲善，

第二，要求中国承认满洲，

第三，要求蒋介石政府与日本共同防共。

日本要求中方予以接受广田三原则。

1937年8月5日，低调俱乐部的胡和陶两公知给蒋介石的笔杆子陈布雷写了一封信，就当下时局向蒋介石提一些建议，其中有一条是希望“政府在决战之前作最后之外交努力，即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

【七七事变后，胡适写给蒋介石要求割让东三省给日本的信（部分）】

胡姓公知在信的附件里讲“力所不及之失地”是东北，主张国民政府承认东北脱离中华民国，成为伪满洲国。两天后，蒋介石召开国防会议，把胡姓公知的“求和”意见以讥讽语气讲了出来，当时的参谋总长程潜大骂胡姓公知是汉奸。

【1942年12月，汪精卫和东条英机一起出席大东亚战争一周年庆祝活动】

投降派的理论是，“言战者未必勇，言和者未必怯。”外敌来了很激动，嚷嚷着要抵抗的，未必就是忠良；相反，外敌来了很淡定，谨慎地说不能轻易打的，更未必是混蛋。

这话似乎有些许道理，然而历史却证明，许多投降派的主张最终都以祸国殃民收场。因此说，这话何尝不是投降派的托词？

虽然古语道：“国虽大，好战必亡。”但是还有一句是：“国虽安，忘战必危。”

纵观古往今来的投降派，他们最拿手的就是宣扬审度时势，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实则在他们眼里时势之变易莫测，终究比不过投降后所能享受的荣华富贵来得实惠，因此虽身败名裂者不乏其例，仍乐此而不疲。他们的时势话语，只不过是拿来为他的投降主义当遮羞布而已！

投降派有个著名的三段论：

“因为弱小，所以需要发展；因为需要发展，所以需要和平；因为需要和平，所以必须投降。”

时至今日。某些公知依然大力鼓吹中国技不如人，不能像甲午海战那样轻言战争。殊不知，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就是投降派的首鼠两端、畏首畏尾、消极保船。

而北洋舰队的近代化实力稍逊于日本的联合舰队并不是战争失败的原因。从史实看，北洋舰队失利后，是按照李鸿章指示龟缩在威海卫港内被动挨打，丁汝昌在内无弹药、外无援兵的绝境下，最后服毒自杀、以死殉国。丁汝昌死后，哗变官兵假托丁汝昌名义签署投降书，最后导致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可见，投降派应该为战争失败负责。

反观今日中国的军事实力和战斗意志与当时的甲午海战北洋水师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一些软骨头依然不自信，这说明他们得了像畏战逃跑的方伯谦那样的软骨病。

历史一再证明，在投降派的蛊惑下，决策者的决策优柔寡断，致使有战胜对方的机会和条件而不得，这难免让人唏嘘不已。由此可见，懦夫和奸贼当道是国家不得伸张，人民难以扬眉吐气的根本原因。

当今中国必须警惕投降派、妥协派和软骨头！这些人胆小怕事，不敢斗争，不敢接受挑战，动不动就说中国没有胜算，他们代表了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软弱无能辱国殃民的一面。

历史一再证明，投降派们不仅仅是懦弱，而且他们的主张还有个人私利成份在里面，甚至他们身上还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一些人为了自身生存或在利益驱使下，而出卖人格出卖灵魂，乃至国家与民族的利益。

他们以弱小为借口畏敌如虎，然而事实并不像他们所夸张的那样中国如此弱不禁风，即使中国比美国弱一些，但抗美援朝时中国弱不弱？投降派从来不懂什么叫以弱胜强，哪怕中国稍有一点不如美国，他们都会断定中国没有胜算！他们主张一味地退缩，问题是退缩只会让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

中国的脊梁是什么？中国的脊梁不是那些畏敌如虎、畏首畏尾的软弱之徒，中华民族不需要那些毫无血性、没有斗志的懦夫。和平只能通过实力和战斗来维护。只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是中华民族在东方立于不败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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